我们的青春谁做主

　　小编导语：人们习以为常，就没有人想到问一句：“你是否有权代表我?”诚然，在很多场合，是不需要也不可能询问人们是否愿意被代表的，但主要的问题在于，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习惯已经默认了这种行为，不知不觉中与之达成了妥协。当这种妥协成为群体认可的现象之后，个人的声音就必然被埋没，个人应该受到的尊重就在妥协中被忽略了。

　　我们的青春谁做主?

　　最近在一个报社实习，奉命主持一个该报英语周刊上的栏目，叫《翻译秀》。周刊的责编会在头一期的报纸上给出一小段中文，热心读者看了之后把它翻译成英文，然后给周刊发过来。我的任务就是挑选两三个读者的翻译，指出其中的错误，然后给出自己的改译。

　　报社另有一个实习生，是一个美国人，来中国学汉语的。每次我做完这个栏目，她会帮着看一看，毕竟英语是人家的母语，挑错眼光应当比我精准。有一次，她看了我改译的一段文字，告诉我其中有一处改得不恰当。那处文字的中文意思是说一个爷爷想带自己的孙子出去放鞭炮，就说道：“外面太热闹了，在屋里早就坐不住了。”前半句没什么可说的，关键是后半句，我想把爷孙俩被外面的鞭炮声吸引出门的这个意思翻译出来，于是改译为：“We are eager to join in.”表达爷爷在向第三者叙述他们急切想出去的心情。我颇为自己的这个翻译暗自得意，但是美国人却认为正是这里出现了问题，她的理由是：爷爷说自己想出去放鞭炮是可以的，但他不能代表孙子说这句话。因为这句话我用的词是“热切(ea?鄄ger)”，这是一个很主观的词，而爷爷“热切”并不表明孙子也必须“热切”，所以这种代表关系是很武断的。我明白她的话所表达的一个核心意思，那就是“你不要随便代表别人”。虽然她随后又委婉地说：“不过你这也不能算一个错误，顶多算是用词不当吧。”但对我不啻为一记当头棒喝。

　　我上中学那会儿，英语也不差，写作文的时候就是这么在用。后来出国了，写文章的习惯也一点没改。也许澳洲人比较懒，他们从来不曾指出我的这个毛病，可这个美国人到底是给我说出来了。曾经我还认为自己和同龄人比算得上是比较理性和客观的`了，无奈文化的力量是如此无孔不入，每个人在其中都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

　　自古以来，国人都觉得在上者可以随便替在下者表达意愿，似乎这是天经地义。比如官员可以随便在任何场合代表人民。当然了，这本也无可厚非，毕竟他们所表达的基本上也是大多数人的心愿。但往往会有这样的时候，比如在电视上看到某官员代表着包括我在内的民众向某来宾表示“热烈欢迎”，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这个被欢迎者是何方神圣，他的人格、人品我并不知晓，或许我根本不会喜欢他，但你都代表我欢迎了，我即使有意见也只能深藏心中了吧。这种代表关系不仅限于官方场合，在社会生活中可谓比比皆是：领导代表员工、校长代表学生、家长代表子女……人们习以为常，就没有人想到问一句：“你是否有权代表我?”诚然，在很多场合，是不需要也不可能询问人们是否愿意被代表的，但主要的问题在于，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习惯已经默认了这种行为，不知不觉中与之达成了妥协。当这种妥协成为群体认可的现象之后，个人的声音就必然被埋没，个人应该受到的尊重就在妥协中被忽略了。

　　这个美国实习生表面上只是纠正了我译文中的一个瑕疵，但实际上她在如此细微的地方告诉了我：很多时候，中西方的差距其实并不只是表现在经济方面，更多甚至更本质的差距，还在于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上——很小，但足够让人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