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工记》

上山下乡，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而言，是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伟大号召（实际是分流城市闲散人员带来的压力），同时也是无奈之举。

想当年，有多少父母为了孩子避免下乡而奔波？有多少人为了躲避下乡而苦练一技之长？在当时，下了乡就意味着有可能当一辈子的农民了，所以，知青们想尽一切办法离开农村回到城市这是常理。推荐上大学、应征入伍，对大多数知青而言是可遇不可求的事，名额极其有限而且还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于是，招工也就成了绝大多数知青离开农村的唯一机会。

我是1973年3月20日来到陕西省临潼县条件最艰苦的康桥公社长山大队陈东生产队插队落户的。自1974年初被赶鸭子上架搞棉花育苗移栽起，我对科学种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各类育种一发不可收拾。由于成绩显著，1974年秋种后公社要调我去农机站工作，结果被我所在的长山大队拒绝了，大队为了留住我同时也对公社有个交待，在年底成立了科研站并拨了32亩地供我搞科研。我任科研站副站长（站长是农民，叫刘义娃，我们毕竟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全站共6人即每个生产队派一人。公社的领导、知青带队干部曾经多次来科研站视察，我的各类育种项目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大约在1975年8月，公社党委高书记、团委马书记、大队党支部姚书记和寇副书记等一行数人来到科研站，并把我叫到院墙外。大家在院墙下围了个圈蹲着，谁也没说话，我当时觉得怪怪的，心里想，你们来不就是想了解科学种田的进展情况吗？想了解什么尽管问就是了（当年的我不善言语，也不会主动汇报）。就这样蹲着又扯了一会儿不着边际的事，高书记看了一眼马书记：你说？马书记连忙道：还是你说吧。高书记沉吟片刻，道出了找我的原因。原来，知青招工就要开始了。

在谈话中，高书记肯定了我在科学种田道路上的努力和成果，告诉我公社党委已就知青招工事宜开过会，鉴于我在农村的表现，公社党委做出决定，今年招工哪怕只有一个名额，也分配给我。

终于可以离开农村了？面对即将来临的招工机会，没有想法那是假话，其实此想法在我头脑里已存多时。在1975年的下半年我确实面临一个取舍问题。科学种田是否半途而废？如果我今年放弃了招工的机会，以后还会有机会离开农村吗？如果离开，以什么方式离开？在农村，我还有没有上大学的机会？因为我非常羡慕当年被公社推荐上大学的杨海萍和张华（我在西安83中时的同学）。

说实话，在当时我最割舍不掉的是我做的那些试验，两年的磨难成就了今天，其中的艰辛不堪回首。我迫切希望再通过半年到一年半时间的观察和考验，能对我手头搞的一批玉米等新品种进行命名和鉴定，那可是几年来心血凝聚的成果。另外，张、杨二位上大学走后公社领导曾暗示第二年大学招生时推荐我，上大学对我而言是极大的诱惑。当年在公社甚至临潼县，我的名气已经很大了，再加之公社领导的暗示，我感觉1976年能被推荐上大学的概率极大。至于招工，我认为不可能只招一人，更不可能只招一次今后就不招了，当时我判断，万一上不了大学，大不了晚一年再通过招工离开农村，到那时我培育的新品种也就有了结果，这也是我所期盼的。

当考虑过多次的问题被活生生摆到面前时，我还是有些不知所措。经短暂思考，我向公社领导汇报了我的想法。我感谢公社领导对我的关心和信任，但我暂时还不打算离开农村，因为我的科学种田正在紧要关头，我不想放弃，同时也希望几年的努力能有个结果。在汇报中我没敢提想上大学的事。

高书记听完我的表态后显得有些激动（事后得知我的表态正是他想得到的），高兴地对我说了一大堆夸奖和鼓励的话。高书记的原话我记不清了，但他最后几句话我至今仍清晰记得：“……你放心，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想离开农村，我们都会支持你走，都会给你留下招工名额。当然，我们也知道你很想上大学。没事，明年大学招生时只要有一个名额我们就全力推荐你。”

说到底，当年所有的判断都建立在我自己假设的基础上，这只是一种可能性，有变数，所以是有风险的，我也是在权衡了得与失后做出了最后的取舍。总结后来十几年的商海沉浮，无论是取舍的抉择还是失败或成功后的心态，自认为还是得体的。这大概要归功于30多年前就开始的假设与判断吧？

1975年底，公社派我去县农技校学习。12月30日（也就是31年前的今天）早上9点多，当时我们正在房间里“天天读”，技校负责人推门进来告诉我，有两位知青找我。我来到校门口，只见两位身高在一米七五左右满身尘土的小伙子正在焦急地等待我。当确认我就是他们要找的人后，他俩松了一口气，然后急切地告诉我，让我务必于当天中午12点之前赶到县红旗旅社203房间，有人有急事找我并再三叮嘱我一定要准时到，千万别误事。我当时一头雾水，谁找我？什么事？两人皆称不知。于是，我只好请了假并借了一辆自行车，带着疑惑赶往县城。

从县农技校到县城大概有60多里路，等我到达红旗旅社203房间时已经快12点半了，敲门无人应答。在门口等候时突然想起我们公社的知青带队干部正在县城参加学习班，也许他们知道谁找我？于是我找到了学习班所在地，见到了任师傅和陈师傅（记不太清了）。两位带队干部一见我喜出望外，连忙将我让进房间，又是倒茶又是问寒问暖显得非常热情。我问他们是否知道红旗旅社有人找我一事，两位带队干部互相看了一眼，随后道出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陕西省西北电业管理局在临潼县招工遇到了问题。由于他们太挑剔（电老虎嘛，太牛了），各个公社推荐上来的知青没有几个能通过他们的审查。眼看到了年底，指标还没有招满。招工干部有些着急了，找到了知青带队干部学习班，希望带队干部们能将自己公社最优秀的知青推荐给他们。任师傅和陈师傅告诉我，他们第一个就想到了我。由于我曾经表过态，希望继续留在农村搞科学实验，而且确实也放弃了此前所有的招工机会，这次我能不能答应，他们心里也没底。由于这次的招工单位太难得了，工作岗位又好，他们不希望我失去这次机会。他们在向西北电业管理局招工干部推荐我的同时又一起设了一个“局”，将我“骗”到了县城。红旗旅社203就是西北电业管理局招工干部住的房间，到县农技校找我的两位知青一位叫朱治国另一位叫方绪昌，也是即将被西北电业管理局录取的知青。事后二位告诉我，头天傍晚招工干部让他们去技校找我，并要求对我到县城找谁干什么事严格保密。最后强调，只有第二天中午能见到王巍，我才会给你们发录取通知，搞得两位当时很是紧张。

两位带队干部告诉我，这次招的工人，一进单位就集中进行培训，这些人将来的工作是与卫星打交道，从事卫星通信（也不知道他们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或许将微波误听成了卫星？反正搞电业管理的单位不可能与卫星打交道。不过当时我也不懂）。在他们苦口婆心的劝说下（按现在的话说，叫呼悠），我动了心。是啊，能从事卫星通信谁不向往？我当时想，既然来了，又是那么好的单位那就试试呗。说实话，由于我的家庭出身、父亲的冤案，我对政审没把握。因为在当时，单位越好政审越严。

带队干部带我来到了红旗旅社，负责招工的尹家升师傅一见我就笑嘻嘻的，寒暄几句后便告诉我目测已经合格了（事后得知我的外形条件在那一批中比较好），让我赶紧填表然后速去检查身体（因为招工将于当日截止）。

然而我体检查出了问题，我的血压140/90，偏高。我拿着体检结果一点也不紧张，心想，大不了回去继续搞我的实验呗。倒是招工的尹师傅有些紧张，忙拿着我的体检单去找医生。医生告诉他，我的血压在高血压的边缘，就我爱好运动来看，大概属于青春期高血压，这类高血压在成年后一般都会回稳。听了医生的话，尹师傅如释重负，高兴地对我说：你的体检合格了。换句话说，我已经具备被录取的条件了。

不知道我到底是不是属于青春期高血压，反正我30岁后血压回归正常。在当时，医生在与尹师傅交谈的过程中我感觉出他是在帮我说话。大家都知道知青下乡之后有多不容易，好不容易有机会招工，而且还是一个好单位。如果因身体原因而断送前程，岂不罪过？我想医生是在他的职权范围内做他力所能及的事，在体检上帮我一把。我后来在高考体检时，也经历了医生的仗义相助。

下过乡的知青都知道，招工程序的第一步是知青小组的推荐，然后才是生产队、大队以及公社各级领导的批准，走完这些程序后才去县城。到现在我还一关未过呢，于是又风尘仆仆地骑车往回赶去补办相关手续。临走前尹师傅特意叮嘱我，本来招工于当天下午5：30下班时截止，但他与县招工办已打好招呼，我只要在当晚12点前办完手续回来就行。

我下乡所在的康桥公社距县城最远，约90里路，我在天擦黑时赶到了公社。一进公社大门，正撞上新到任不久的党委书记，他一见我就喊：“王巍，刚接到省里通知，让你去西安筹备全省先进知青大会，你是筹委会的成员。”我有点难堪地递上招工单，书记看了招工单后沉吟了一会儿说：“你终于要走了，尽管舍不得，但我们还是支持你走。”说完，立刻找来办公室主任马希恩，帮我补办完了手续。

从公社到长山大队还有15里路程，我来到大队党支部姚书记家时，他正与寇副书记倚在炕上谈事呢。我道明来意，两位支书唏嘘半天，回忆我两年多插队历程颇多感慨。在给我办完手续后姚书记抱歉地跟我说：“这两年尽搞整党整风了，没有发展党员，把你的政治前途给耽误了。你到新单位后尽快请假回来一趟，我们支部开个大会通过一下你的组织问题，争取搞成个半成品。”我当时还真有点受宠若惊。

生产队我就不用去了，我已是队里最后一名知青了。拿着招工单仔细端详，我突然发现我招工的程序与其他知青正好相反。从大队部出来后我连夜返程往县城赶。

那是数九寒冬一个漆黑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天上乌云遮顶一颗星星也看不见。一路上没有路灯也没有行人，尽管当年自己身强力壮，但难免有些心虚。路上偶尔能碰上几个在田边谈笑的浇地农民，我的神经才得以放松一会儿。有时我会用唱歌来给自己壮胆还故意跑调，想让听到的人以为我精神不正常离我远点。

十几个小时要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骑近三百里路，这对任何人而言都是艰苦的，再加上腹中空空，又饥又渴的难受劲就甭提了。有一段路我实在骑不动了，只好下来推着车慢慢走，后来走都走不动了，就坐在路边休息。就这样，我走走歇歇，歇歇走走。当疲惫不堪的我回到了红旗旅社时，我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已经是31日临晨2点多了（那个时候可没有手表）。

看到超时，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招工大概没戏了，由于我并没有拿招工太当回事，所以心态倒也平和。被吵醒的尹师傅看到我平安回来甚是高兴，亲自给我倒了一杯热水，一边看我办的手续，一边听我讲一路的过程。最后他从包里拿出属于我的录取通知单。他告诉我，他怕节外生枝，在我走后又去了趟县招工办泡蘑菇，最后在没有我任何手续的情况下，让县招工办的同志违例在我的录取通知单上盖了章。当然，底线是31日早上8点上班前一定要拿到我的全部手续。

拿着陕西省西北电业管理局的招工录取通知单，这时的我才真切地感受到，我就要与农村挥挥手作彻底告别了。

当我从睡梦中被吵醒时已近中午。朦胧中看着一个个急匆匆的身影不知为何？等清醒后细打听才知道，原来我们属于1975年的招工指标，如果我们不能于当天下午3点前赶到陕西省西北电业管理局（在西安市）报到的话，名额就作废了。他们正在想尽一切办法通知那些已录取并已离开的知青。我很幸运，不用着急不用忙，只要跟着负责招工的干部和师傅们一起去局里报到就行了。

下楼时我遇见了西北电业管理局调度所的一把手孙汉民主任，他是特地从西安赶来临潼检查招工工作的。在尹师傅作了介绍后，孙主任第一句话就问：你父亲是王绍先？西安交大电机系的？在得到我肯定的答复后他说：“你父亲是我的老师。看过你的简历我就告诉他们，这孩子一定要招上来。”听完孙主任的话我才恍然大悟，难怪我的招工过程如此顺利，有些地方甚至还有出格的嫌疑，原来领导已经钦点了。

报完到后从局里出来已是下午5点多了，人还像在梦游一般。昨天我还在县农技校学习，还是个日出而耕、日落而歇，且旱涝不保收的农民。不经意中，今天我已经是吃国家俸禄的工人了。人还在恍惚中，就从农民伯伯蜕变成为工人老大哥了。这正是：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个世界变化太快……！

本文是为回应王珍珠、张玉瑛的第9部分问题（不好意思，整整拖了300天），到此我的农村回忆告一段落。今年有幸参加了中学同学的聚会，见到许多多年音讯皆无的老同学、老插友，非常高兴。在聚会时，也听到有人谈及我“扎根农村”一事。就此事，我想作一简单说明。

我是否需要响应号召“扎根农村”？我是否应该“扎根农村”？随着我科学种田的兴趣不断加深，这个问题在我脑海里至少闪过上千次。农村确实是广阔天地，在那里我确实也可以有所作为，但要我扎下根来我绝对做不到。

我很敬佩给我太多帮助和启示的舅舅，为了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他通过自身的努力，从新中国第一代中央乐团的小提琴副首席成长为我国顶级的农业科学家，他的科研成果曾经领先于世界至少10年以上。没有他的指点和帮助也就没有我的那段辉煌。

我舅舅曾经跟我讲过很多有关农民想当然搞所谓“科学种田”的笑话。他告诫我，如果想要“大有作为”就必须提高自身的素养，一定要再学习。按现在的话说就是要走出农村去深造。再说“科学种田”也好，“大有作为”也罢，也不一定非要以农民为身份。我舅舅就是鲜明的例子，他身为国家干部，不是一样在农村“大有作为”吗？更何况，我不想用、也不会用“扎根农村”作为幌子来为自己捞取所谓的政治资本。

听同学讲1975年下半年，公社树我为“扎根农村”的先进典型，这件事连我这个主角都是到了今年春天同学聚会时才听说。在这里，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我王巍在农村没表过一次“扎根农村”的态，也没喊过一句“扎根农村”的口号。但我对当年在农村的那段经历一直念念不忘，有着很深的感情。

离开农村后的31年，我在梦中、在闲暇时，会经常“漫游”到那曾经让我魂牵梦绕的地方。每当我看着太太买回来糯性十足的老玉米（也就是我们常吃的嫩玉米，比我当年培育的品种差多了），每当我看着街头瓜贩们手拿着明晃晃的瓜刀，在不知疲倦地向行人推销案板上摆着的那红灿灿、水灵灵、鲜嫩无比的无籽西瓜时（我是中国无籽西瓜第一人），心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复杂感觉。是甜？是酸？是苦？也许五味俱全？我不知道。

由于割舍不掉的“农村情结”，1977年报考大学时，我在第三志愿中填报了“复旦大学遗传学”。但因我被第一志愿的北京邮电大学录取，我的“科学种田”到此遗憾地画上了句号。

王巍（新浪微博：中正鹰）

2006年12月30日夜匆匆收笔于北京西郊宅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