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是上海金融“十四五”发展的“第一资源”

 上海金融“十四五”发展前景光明

2022年，疫情呈现多点散发、多地频发的态势。我们进行的相关调研访谈显示，此轮疫情对在沪金融机构的影响呈现两种不同的情况：

一是约占六成的金融机构认为疫情对其业务运营影响有限。这主要得益于这部分金融机构在2020年后抓紧推进数字化转型，绝大部分业务基本完成了线上化及数字化，特别是提前建立了业务连续性运作的预案，确保核心业务能够在应急状态下不中断。3月下旬以来，这些金融机构通过交替轮岗和“核心封闭运维+多地办公”的方式，为上海各金融要素市场交易的平稳有序运行提供了基础保证。

二是约占四成的以线下业务为主的金融机构表示有相应影响。这些金融机构由于人员流动受限、线下展业困难、财务结算不便等原因，业务增速出现放缓。比如，在这段时期，创投行业在募、投、退等环节的业务明显受阻，在上海的融资案例仅有45起，同比下降58%，环比下降48%。

与此同时，接受调研的各方也充分表达了上海金融业的代表性观点：困难是暂时的，疫情没有动摇境内外金融机构在上海布局的决心与战略目标，上海金融业“十四五”发展前景依然光明。

重视上海金融人才成长演变特点，做足重要的策源研究

从2022年6月至7月，我们的问卷调研、系统访谈集中在浦东陆家嘴区域金融人才发展需要重点解决的短板上。调研结果显示，今年的疫情给浦东金融业人才发展带来三个值得关注的新特点：

　　一是国内对金融业人才的需求不减反增。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大部分受访金融机构不会减少在上海的员工规模，仅有部分机构出现一些外地员工主动离职的现象。这部分员工离职，带来了岗位空缺，出现了金融机构开始对外招聘的现象。同时，为了支持高校毕业生就业，银行、券商等金融机构根据自身的人员需求，制定了高校扩招计划，新增带薪实习岗位。

　　二是海外高端优秀人才不断集聚。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比如，高盛集团已确定国际主管将常驻上海，并多次向中国派驻外籍员工，还注意吸纳在海外的中国籍金融高端年轻人才。摩根大通、贝莱德基金、中德安联人寿等都在疫情期间发布了人员的招聘计划。我国的众多金融机构在集聚海外高端人才的同时，进一步细化了招聘岗位的具体要求。梳理和分析调查结果，国内金融行业对国际化高端人才的需求将会在近二三年内呈现继续走高的态势。

　　三是金融业的数字化人才需求呈现井喷式增长。此轮疫情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凡数字化程度愈高的金融机构，受疫情的影响愈小。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金融机构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关键策略。近期，与金融数字化开发、数据算法等领域相关的人才需求旺盛。以交通银行总行为例，其金融科技部门计划招聘近千人，重点招收电子信息类、计算机类、软件工程类、信息安全类、自动化类、数据分析和挖掘类，以及数理统计类专业背景的毕业生。同时，诸多金融机构还注重招收“金融科技在长尾客户财富管理中的应用研究”等博士后擅长的研究岗位。如何做好金融人才需求类型的梳理和顶层设计，注重设计相应类型人才发展的策源研究和策略规划，已经成为金融人才创新成长的重要突破口。

境外金融中心城市重视人才成长的基础经验与启示

从2009年至2020年，笔者每年都主编一本《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蓝皮书》，一路见证了上海金融发展的历程。同时，我们始终一以贯之地学习和研究，如何使人才作为“第一资源”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并且我们还持续对标境外金融中心城市的人才发展经验。在全球范围内，英国伦敦、美国纽约、我国香港地区，以及新加坡等对金融人才的历史发展经验无不具有启示意义。历史证明，把人才作为“第一资源”的论断，已经得到境外多个金融中心的验证。境外金融中心在各自独特的发展历程中，均形成了集聚金融人才的有效实例。

英国伦敦金融城通过设立技术移民渠道，吸引全世界高素质金融人才，并且制定了有针对性的金融人才能力提升计划，通过培训、进修等方式，吸纳人才加盟金融城，形成了各类人才源源不断地流入金融城的“虹吸效应”，使金融中心在不同时期的发展与人才队伍始终保持良好的匹配性。

美国纽约借助双重优势双向发力，一是以纽约地区的全球顶级高等教育资源和高端科学研究资源作为人才积累的基础，形成了集聚美国纽约金融人才的基本力量；二是面向全球，通过建立外国人才机制、技术移民、留学绿卡、外聘专家等多种渠道有针对性地吸纳各金融领域的急需人才，使纽约成为全世界金融人才向往的“高地”。

我国香港地区的金融人才成长是在各类金融人才的提升和培训上形成了务实的做法。一是在香港现行的资历架构基础上，一方面鼓励在职金融人才自行确立研修目标和方向，并获取行业需要和认可的资历，另一方面明确了金融业各类型岗位级别所需标准与资历之间的衔接阶梯；二是在金融“人力杠杆模型”的量化规定上摸索出与衔接阶梯相配合的运行操作环节，避免了用人单位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在这些举措的共同作用下，既为在职金融人才提供了以资历架构为基础，自主规划职业生涯的路线图，也为金融人才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培训课程和多类别的考核标准，有效促进了金融人才群体性成长。

　   面对疫情全球蔓延带来的负面影响，境外金融中心城市在金融人才资源的政策方面给予积极支持。比如，伦敦金融城大幅放宽金融人才的签证，缓解已经出现的人才流失。地处亚洲的日本东京、新加坡和我国香港地区也争相拿出吸引金融人才的新举措。如东京对金融人才推出了定向税收优惠，提供更优质的工作环境，大幅放宽海外人士的居留限制等。新加坡则提高金融人才的薪酬水平，以招揽更多金融人才。我国香港地区也提高了金融从业者的薪酬，并允许金融从业者实施弹性工作制，初步扭转了金融人才流失的被动局面。

境外金融中心城市围绕“金融人才”展开的竞争告诉我们，人才在金融中心城市发展的重要性日趋提高，金融中心正逐渐由以资金为中心、以机构为中心，转变为以人的需求为中心。金融人才正成为数据和创新市场争夺的主要目标，金融中心的较量归根结底是“人”的较量。